上周在杭州万松岭相亲角，我把自己条件摆得明明白白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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三十六岁，外企总监，有房有高收入。结果一个穿灰衬衫的大哥看了一眼，礼貌却冷淡地拒绝了我。
那个大哥说话很客气，但是也很现实。他说我的条件算是中等偏上，
但是他手里的资源很多，像九零后的阿里产品经理、九二年的医生以及九三年的海归硕士都在排队。
他因为选择太多而看不过来，所以自然就看不上我这个八五年出生的人。
我没有进行争辩，而是有礼貌地转身离开。我心里虽然感到不舒服，但是我知道他说的是真实的情况，
所以我马上就去找闺蜜周瑶打听真实的市场行情。
周瑶做婚介工作有8年，数据让人看后感到吃惊。在杭州登记征婚的女性中，35岁以上的人占6成多。
像我们这样年收入在30万以上、形象好的“优质女”有3000多人。
可是能匹配的同龄优质未婚男性，除去已经结婚的人，剩下的人不到200人。
这说明3000多人去争那不到200个名额，竞争很激烈，这不是你优不优秀的问题。
有一位五十一岁的浙江大学女博士，她开公司，一年的利润有几百万。
她在三年里相了五十二次亲，没有一个人能进入第二轮见面。
她要求男方没有结过婚，年薪要比她高，年龄的差距不能超过八岁。
这些条件放在市场上，几乎没有办法解决。这不是一个单独的例子，而是一个普遍的现象。
在这个圈子里，女性的年龄和生育价值被放得很大，其他的成就反而成了次要的参考项目。
我回想我自己，我在二十七岁分手以后就一心拼事业，我做到了总监还读了硕士。
我在三十三岁时跟一个银行副经理谈婚论嫁，因为彩礼、加名这些事我想平等决策，他说我太争明白，在婚姻里会吃亏。
最后他娶了一个九零年的舞蹈老师。我在三十四岁那年相了二十九次亲，我常被嫌弃走路太快、说话太强势，这让男方觉得累，无法放松。
在那次日料店里，当筷子停在半空中时，我把刺身放回到盘子里，心里觉得尊严没有了。
后来我变得聪明了，把标准降低了。我把年龄的范围放宽到四十五岁，接受离异且没有孩子的人，不要求男方有房子，只要求年收入在三十万以上。
我以为这样做可以，但是在接触的六个人里面，有四个人没有继续联系。
在剩下的两个人中，有一个人要求我回家做全职太太，负责管理家庭。
我给他算了一笔账。我放弃四十六万年薪，他房贷车贷每月两万二，请保姆一年十五万。
他承担不起这个经济缺口。听完我的话，他沉默了很久，最后断了联系。
原来即便我退让到底，在有些人眼里，我的经济独立成了阻碍他们寻找传统依附关系的障碍。这种错位让人无奈。
而在一次相亲游戏里，三十名同龄男女互选，三十岁以下的男生没有一个选择三十五岁以上的女生。这种集体性的忽视比个人的拒绝更让人清醒。市场用脚投票，残酷得没有任何温情可言。
我也试过找年纪小的人。二十八岁的冯一鸣一开始喜欢我的成熟。
但是在社交场合，同事叫他“冯哥家属”，没有人叫我嫂子。
主管知道我是他女友的时候停了三秒。让我心里难受的是一个九五后的女同事，她在喝了酒以后靠在我的肩上说我有“阿姨风”。
那种眼神没有恶意，只是自然的困惑。在交往了八个月之后，他在一个雷雨夜发微信说他想找同龄人，我没有回复，故事到这里就完了。
还有一个四十三岁的浙大博士研究员，见面的时候就像是在面试。
他列出了一张清单，强调我是高龄产妇，说如果不接受辅助生育或者丁克就不合适。
他说这是母亲让他来的。把这些经历放在一起看，让我知道了现在的状况。
在这里，感情被算成了条件，年龄成了最大的门槛。不管怎么努力，好像都很难跨过这道看不见的墙。
